论笑傲江湖何为江湖何为政治何为时代

　　内容简介：任何时代都存在江湖，何为江湖，如何在江湖中立足，其实我们自身就是这个江湖的一部分，生于江湖死于江湖。

       《》是一个政治寓言。

　　恰如金庸先生在“后记”中所说的：这本书“没有历史背景”，是因为“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”，它刻画的是整个中国几千年政治的“群像”。

　　一、气剑之争

　　读到“气剑之争”时，里面的内容让人为之气塞。其时岳灵珊言道：“最好是气功剑术，两者都是主。”岳不群却怒道：“单是这句话，便已近魔道。两者都为主，那便是两者都不是主。所谓‘纲举目张’，什么是纲，什么是目，务须分得清清楚楚。……你这句话如果在当时公然说了出来，气宗固然要杀你，剑宗也要杀你。……”

　　从某个角度而言，气剑之争的“以气为主”或是“以剑为主”，这些都不过是“学术之争”，是门派内关于武功练习的争论。可就是这种“学术之争”，却牵扯到了 “正道”“魔道”上来了。凡是与本派观点不符的，便是“魔道”，把学术观点之争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，这些现象千百年来屡见不鲜。

　　近代以来，谈起主义来头头是道的人大有人在，而偏偏又是这些人以“主义”杀人，凡是不信从这个“主义”的人都是异类，都该杀。于是，中华大地遂成腥风血雨、血流漂杵之所。

　　余杰说：“同志杀同志的效率，往往比同志被敌人杀高得多。”

　　二、并派

　　嵩山上桃谷六仙的胡搞蛮缠虽然精彩，但更为精彩的却是岳不群的那番“深具仁者之心”的并派论调。

　　他说：“倘若武林之中并无门户宗派之别，天下一家，人人皆如同胞手足，那么种种流血惨剧，十成中至少可以减去九成。”又说：“并派的宗旨，必须着眼于‘息争解纷’四字之上。”如果不是后来此人暴露出了他的狼子野心，相信有的人会被他这番头头是道的道理所骗倒。

　　然而此种“大一统”的思想又何曾不是通过铁与血去得到实现的呢?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岳不群之所以没能成为“始皇”，名垂青史，只是他失败了而已。想想《英雄》里对“真正的英雄”的歌颂，我心底无端冒出了一丝寒意。

　　三、以正义的名义杀人

　　少年时读《》，读到刘正风金盆洗手之时平地惹出的许多事端，让人顿生突兀之感。当时想：何以这些号为正道人士的嵩山派，杀起人来却比邪魔外道还干脆，一刀一个，还连妇孺也不放过?那和邪魔又有什么区别?

　　长大了才渐渐明白这不过是历史的缩影。以正义的名义行恶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远有张献忠的所谓“替天行道”(“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无一善以报天”)，杀得川中血流成河;近有当今社会上警察打人，村官拘人，口口声声却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。

　　以正义的名义杀人，首先在话语权上已占了绝对的优势：没有谁敢出面说三道四——谁让你是邪魔。于是刘家的宾客中不乏正道人士，却没有人敢出声说一句不是。其次道德上也没有任何的负累：杀得再多也是替天行道，为的是天下的黎民百姓，杀起来会更加的干净利落。

　　于是刘正风只好死了，一同陪葬的还有他的家人——不斩草除根，难保某天他们不会反扑，那岂不是又威胁到正义了。

　　四、“阶级斗争”从娃娃抓起

　　童百熊大闹承德堂只是黑木崖之战的一个小插曲。作者通过这个小配角，有力地刻画了权力者东方不败的转变，以及日月神教不可收拾的内乱。其中童百熊的孙儿背诵宝训的一个小细节，让人深思不已。

　　其时童百熊被抓到了大堂上，杨莲亭让童家各人背出教主宝训第三条，那孙儿异常乖巧地诵道：“对敌须狠，斩草除根;男女老幼，不留一人。”末了，还在杨莲亭的引导下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童百熊，天真地说：“爷爷不对。每个人都应该读教主宝训，听教主的话。”

　　这可算是日月神教“阶级斗争教育”的一个重大成果罢。在文成武德、仁义英明的教主指引下，听教主话的才是“自己人”;而不听的呢，自然就是“敌对阶级”了，对待他们就要“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”。而这种阶级斗争的理念，最好自然是从娃娃抓起，因为孩子的世界里本来就是一张白纸，随你描绘。杨莲亭的这种思路，与奥威尔《动物农庄》里那个叫拿破仑的猪，专门去培养几头大狼狗的思路如出一辙。大概，这也是专制者惯有的伎俩罢!

　　正因为这种“对敌须狠”的理念自小深入人心，所以也难怪当年的孩子挥起铜皮带时，是那么的起劲;也难怪他们吐出的唾沫没有了丝毫的怜悯。便是在我们生长的年代，那首高唱“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,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”的歌曲，依然唱得那么欢欣热烈。

　　后阶级斗争的时代，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的改变什么。

　　五、接班人问题

　　在专制时代，接班人的问题往往是关系到一国兴衰的重大问题。无论是嫡长子继承制、传子传贤，或是金匮传承制，伴随而来的总是刀光剑影，腥风血雨，便是一直被史家推崇为明君的唐太宗，也不免有杀兄弑弟的玄武门之变，才终成贞观之治。

　　相比起王室的正统，处在江湖之远的帮会世界会更为复杂点。毕竟在庙堂之上，还有血统传承的观念，但在江湖之中，家的观念已经相当的淡薄，于是，帮会中的接班人只能是由现任的教主(或帮主、舵主等)去指定。而身为接班人，要么是隐忍不发，以防功高震主;要么是抢班夺权，先下手为强。

　　《》里的东方不败，采取的便是第二种形式。所为者无他，担心而已，也正如向问天所言：“他一来是等不及，不知教主到何时才正式相传：二来是不放心，只怕突然之间，大事有变。”这也正是历史上许许多多的“老二”所共有的心态。幸运的是，东方不败抢班成功，当然这其中也有个契机，那便是当时任我行正受困于“吸星大法”的缺陷之中。

　　却不知老大与老二的关系并不如此简单。为高权重者固然想将权柄交给他最信赖的人，但在将对方立为接班人之时，却已是处处提防，步步小心，甚至有心陷害。当我们都把同情的目光投向被篡权夺位的任我行时，作者笔锋一转，通过《葵花宝典》一书，把情节转向惊心动魄的另一面。在《绣花》一章，任我行杀死东方不败后，袒露了事情的真相：“饶你奸诈似鬼，也猜不透老夫传你《葵花宝典》的用意。你野心勃勃，意存跋扈，难道老夫瞧不出来吗?”最初传授《宝典》给东方不败时就心存歹意，连令狐冲也不禁心底一寒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在专制社会里，围绕权力斗争每个人都免不了尔虞我诈，各怀机心，当最终权力落在一群热衷于权力斗争的人之手时，最终的受害者是谁?百姓而已。早有文人看透了这一情状，叹道：“兴，百姓苦!亡，百姓苦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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